我要1份关于曹操的评价 600~800字左右`-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在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中，刘备、曹操、孙权、诸葛亮、周瑜、司马懿、关羽、赵云、姜维……等等，都可以称得上是英雄。纵观这些英雄人物，性格最为复杂，并且能够集政治家、军事家于一身者，唯有曹操一人而已。
《三国演义》极力宣扬了刘、关、张的忠义，表现出强烈的“拥刘反曹”倾向，将曹操刻画成为一个残暴不仁、玩弄权术、奸诈狡猾的“乱世之奸雄”。作者罗贯中通过汝南许劭、南阳何颙之口，对曹操的一生作了总的定性。尽管如此，他们也不能不承认曹操是“治世之能臣”，“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用聂绀弩先生的话说，“曹操是实干家”、“大军事家”、“杰出的诗人、文学家”，“于所谓‘炎刘’实有大功”；“曹操站的地位高，形象大，方面广，脑子复杂，非封建史家、世俗说话人及一般听众所能理解”。
近年来，随着《三国演义》、《曹操与杨修》、《曹操与蔡文姬》等影视剧的播出，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较大的“三国热”。这些影视作品和随之产生的影评、剧评，对曹操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分析研究，多受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中强烈的“拥刘反曹”倾向的影响，重在突出其欺君罔上、窃国谋逆、玩弄权术、残暴不仁、虚假伪善、奸诈狡猾的“乱世奸雄”这一负面，而忽略了他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这一正面。
为此，笔者在反复阅读《三国演义》原著，并结合晋代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和部分学者对《三国演义》中曹操的评述后认为：“乱世奸雄”曹操，性格最为复杂；前雄后奸、前智后愚、前可爱后可恨，一生功大于过；他仍不失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下面，笔者就从曹操性格的多元化、前后两期曹操的对比和一生的是非功过、政治家和军事家曹操三个方面，对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这一人物形象进行分析研究，以抛砖引玉、求教于名家指点。
一．曹操性格的多元化。
在《三国演义》众多的人物中，曹操的性格是最为复杂的，很难用一句话两句话给他作结论。“奸诈”，可以说是曹操比较突出的性格特征，但正如“多愁善感”说明不了林黛玉一样，“奸诈”也远远不能把曹操这一形象的丰厚意蕴囊括无余。
曹操形象复杂性格的出现，是罗贯中有意识的艺术追求。法国文学家雨果说，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有“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观察一切事物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才能”。罗贯中正是这样一位作家。他在保持曹操形象的“定性”的同时，写出了其情感的丰富性和性格内在的复杂性，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从而使该形象获得了真实性、审美性和永久的艺术魅力。
1、鲜明独特、反差巨大的性格。
在《三国演义》众多的人物中，曹操的性格最具有典型性，不仅鲜明独特、而且反差巨大。作品一开始，作者便借用汝南许劭之口规定了这一人物的“主导情感”：“乱世之奸雄”。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概念的抽象描述，而是用大量生动的具体描写赋予这一概念以丰满可感的血肉。曹操替父复仇进攻徐州时，传令三军“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杀戮”，“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失去了理智的曹操近乎疯狂，滥杀无辜，显得特别残暴不仁，但当他在行军途中目睹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失所时，却又动了真情实感；“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对淮南袁术、河北袁绍、荆州刘表、江东孙策、益州刘璋等群雄的评价入木三分，表现出敏锐的目光和过人的胆识，但却对刘备后园种菜、闻雷失箸的韬光养晦之计毫无察觉，又显得十分愚顿；曹操一方面极力搜罗人才，对人才求贤若渴，另一方面却又嫉妒人才，斩杀聪明过人的杨修；在曹氏集团成长壮大的过程中，曹操屡败屡战、百折不挠，充分展示了自己乐观向上的精神，但“梦中杀近侍”又显露出内心的狐疑和空虚；曹操有时广开言路，从谏如流，甚至打了胜仗还要奖赏事前劝阻之人，有时则刚愎自用、无比骄横，故有濮阳之狼狈，赤壁之败绩；“焚书不问”、“赦免张辽”、“义释关羽”，曹操的宽宏大度令人叹为观止，而荀彧、荀攸这些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智谋之士稍有冒犯，便翻脸不认人，其气量之狭窄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人物就是这样在时空的变迁中，展现着自己的丰富侧面。这些乍看起来互不见容的侧面融为一体，形成了曹操多姿多彩的性格世界。
作者在写出曹操诸多性格鲜明而巨大的反差的同时，还提供了形成这些反差的真实可信的内在依据。曹操生逢乱世，置身于你死我活的政治舞台上，较之常人其社会关系更加特殊；曹操有强烈的进取心和权势欲，有志于“削平天下”，其生存意志比常人更加强烈；曹操的文韬武略，不仅芸芸众生难望项背，而且当时的群雄即使是刘备、孙权也无法相提并论，不得不曲居其下让他三分。凡此种种，决定了曹操这个人物既可以建树重大的德行，也可以制造重大的罪恶，他的性格内部的冲突更加尖锐而多样，诸多性格之间的辩证内容更加丰富而突出。罗贯中对曹操性格诸元素相反相成的表现，符合生活与人物性格的逻辑，体现着艺术的辩证法。
2、复杂多变、正反交叉的性格。
在《三国演义》众多的人物中，曹操的性格是最为复杂多变的。以“赦免张辽”这一情节为例，曹操初欲手刃张辽，暴露出易于冲动和气量狭窄。但听了刘备、关羽的劝谏，又马上一改前态，掷剑而笑，并“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显现出惊人的反应控制能力和过人的度量。他爱惜张辽之才是真诚的，但说什么“我亦知文远忠义，故戏之耳”就显得十分虚伪了。这一方面是为了掩饰自己有失风范的丑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抵消刘备、关羽救保张辽的影响。曹操从拔剑到掷剑、从恼羞成怒到笑脸相迎，张辽由阶下囚到座上客，是在转瞬之间完成的，反映了即使是在一件小事上，曹操的性格元素也是表现得异常活跃和丰富的。
曹操的性格之中，反中有正，正中有反，是正反交叉的。曹操攻破下邳，首先想到的是先差人进城安民，稳定民心；击败袁绍之后，深感河北百姓之苦，尽免其当年赋税。这些举措，不能全以“虚伪”视之，作为一个有着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与一味杀伐的董卓不同，深知以民为本的道理。但攻冀州时，号令三军不得骚扰百姓，如有杀人鸡犬者，如杀人之罪，“于是军民震服，曹操亦心中暗喜”，则又见出他爱民的伪善。曹操性格中的“豁达乐观”，大多表现为胸襟开阔、积极进取、不计前嫌，但赤壁之战中几十万军队顷刻间“灰飞烟灭”，不得不率领残兵败将落荒而逃，此刻他反而三次大笑，这时的乐观就是一种强打精神、可笑可怜的自我解嘲了。
再如曹操的“奸诈”，并不是那种鸡鸣狗盗式的小聪明、小伎俩，而是包含着很高的智慧，所以有时并不觉得可憎可鄙，而是显得很机智、巧妙，让人虽不能心悦但却能诚服。就连鲁迅也说，罗贯中“要写曹操的奸，结果倒好象是豪爽多智”。以“望梅止渴”为例，说他奸诈、愚弄将士也可，因为梅林毕竟是虚造的幻影；说他机智、爱护将士也可，因为在行军途中将士缺水口渴的情况下，他巧妙地利用条件反射的原理，达到了将士“不渴”的目的，奸诈中有机智，愚弄中有爱护。其余事例，如“装病谗叔”、“刺卓献刀”、“借头稳军心”、“割发权代首”、“跣足迎许攸”等，也是如此。既有奸诈狡猾、虚假伪善的一面，也有机智勇敢、以身作则、求贤若渴的一面。
二．前后两期曹操的对比和一生的是非功过。
出于正统的需要，在罗贯中的笔下，在后世许多学者的文里，在文学艺术之中，在舞台艺术之中，曹操总是得不到半点“好处”，人们对他总是贬多于褒，将他塑造成为花脸式的“大奸臣”。只有现当代大文豪郭沫若等少数学者，敢于站出来为他“叫屈”，替他“平反”。
纵观《三国演义》中曹操的活动，以赤壁之战为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曹操与后期的曹操比较，前雄后奸、前智后愚、前可爱后可恨。曹操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总的说来，功是大于过的。
1、前雄后奸、前智后愚、前可爱后可恨。
前期的曹操虽已开始“挟天子”，但目的却在“令诸侯”。他此时面临的主要是与中原各个军阀的矛盾，所致力的是壮大实力、削平群雄、统一北方。作者在表现曹氏集团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创业过程中，重在表现曹操的“雄”、“智”和“可爱”。后期的曹操主要处理的是与蜀、吴的矛盾，尤其与以恢复汉室相号召的刘备集团的矛盾更为突出，其最终目的是“扫清四海”，统一天下，取刘汉而代之。此时作者重在表现曹操的“奸”、“愚”和“可恨”。曹操的形象是流动变化的，大致说来，前雄后奸、前智后愚、前可爱后可恨。
作者罗贯中在表现曹操的奸与雄、智与愚、可爱与可恨时，并不是截然分明、纯粹平行的，而是交叉混杂、互相包容的。奸是雄者之奸，雄是奸者之雄；愚是智者之愚，智是愚者之智；恨是爱者之恨，爱是恨者之爱。例如曹操大宴铜雀台时，臣下有劝进之意，他当即宣称：“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又复何望哉？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见孤权重，妄相忖度，疑孤有异心，此大谬也。孤常念孔子称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这些话，当然不无自我开脱、自我粉饰的成分，但他毕竟没有称帝，却是不争的事实。宋贤评曹操诗云：“虽秉权衡欺幼主，尚存礼义效周文”，对曹操的评价比较恰如其分。这也是曹操“藏奸”的地方。
2、曹操之功。
（1）削平群雄，统一北方。
曹操的发绩，是从镇压黄巾起义开始的。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通过招兵买马、诱降义军、招降敌将、招降敌兵等手段，网罗了许多人才，扩充了军事实力。先是高举“忠义”大旗，矫诏聚集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然后奉迎献帝迁都许昌，“挟天子而令诸侯”，逐步削平了袁术、吕布、张绣、袁绍、刘表等割据势力，统一了北方，结束了北方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2）为三国鼎立、三国归晋奠定了基础。
曹操统一北方以后，为了解决军粮缺乏的问题，在北方分兵屯田，兴修水利，对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一定的作用。他用人唯贤，重视人才，敢于打破世族门第的观念，罗致了许多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他还对那些称霸一方的地方豪强加以抑制，不至使他们尾大不掉，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和军阀权力。这些举措，不但巩固了摇摇欲坠的汉末中央政权，而且使北方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北方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内，处于和平环境之中，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国力得到了不断加强，为曹操死后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和最终三国归晋天下一统奠定了基础。
（3）对建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曹操是东汉末年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对建安风骨的形成和建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围绕在曹操的身边，不仅有王朗、钟繇、王粲、陈琳等一班文人，更有曹丕、曹植两个独具文学天赋的儿子。在他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下，汉末朝堂文学氛围十分浓厚，涌现出了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三曹七子”。他的诗歌，气魄雄伟，慷慨悲凉；他的散文，清峻整洁。在第四十八回“宴长江曹操赋诗”中，他触景生情，吟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美妙的诗句。就凭曹操能诗能文这一点，也是其他三国群雄所难于相比的。
3、曹操之过。
（1）镇压起义，充当屠夫。
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开国皇帝和英雄人物，都曾镇压过农民起义，他们的双手都粘满了人民的鲜血。无论是历史上的曹操还是《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也不例外。“颍川之战”，曹操对义军不分青红皂白，“大杀一阵，斩首万余级”，充当了一个朝廷刽子手的角色。此后，他又跟随皇甫嵩讨张梁，“斩张梁于曲阳”，“发张角之棺，戮尸枭首”，残酷得连死人也不放过。董卓、王允死后，青州黄巾军再次起义，曹操与济北相鲍信负责镇压义军，鲍信战死，曹操却“招安到降兵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并“择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曹操不仅靠着义军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先是除“济南相”、任“典军校尉”，后是封“镇东将军”，而且逐步扩大了军事力量，有了逐鹿中原削平群雄的资本。
（2）欺君罔上，窃国谋逆。
曹操在奉迎献帝迁都许昌、“挟天子而令诸侯”之后，个人野心和权势欲望不断膨胀，最终完全把持了朝堂，控制了汉末中央政权。所有的朝廷大事，从军事征伐到人事任免，从内政事务到外交联系，曹操根本不听献帝和朝臣的意见，都是个人说了算。献帝在曹操的眼里，不过是一个傀儡、一个“儿皇帝”；朝臣在曹操的眼里，不过是一个装饰“门面”的可供自己利用的工具。
曹操在擒杀吕布之后，“威名日盛”，脑海深处便产生了窃国谋逆的念头，如果不是顾虑“朝廷肱股尚多”，只怕早就“行王霸之事”了。为了观察动静，曹操特地邀请天子“许田围猎”，群臣将校向献帝齐呼万岁，他竟“纵马直出，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之”，并借天子弓箭不还，自行悬带。当献帝深感曹操欺君罔上、有窃国谋逆之心后，随即密赐衣带诏，令董承、刘备、马腾等人合力讨贼。事后衣带诏泄露，曹操诛杀了董承、吉平、王子服等人仍不解恨，连已有五个月身孕的董贵妃也不放过，尽管献帝和伏后一再哀求，还是将董贵妃勒杀于宫门之外。如果不是程昱即时劝谏，恐怕就连献帝本人也要被废黜了。此后，曹操权势更盛，作威作福，不可一世。只要是曾经反对过他的人，都被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除而后快，马腾父子三人被诱杀，伏后、伏完“为国捐生”，耿纪、韦晃等“五臣死节”。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
（3）玩弄权术，残暴不仁。
历史上的阴谋家、野心家都喜欢玩弄权术，曹操更是得心应手，将权术玩弄于股掌之间。寿春伐袁术时，曹军与袁军相持月余，粮食“不敷支散”，曹操便让管粮官王垕以“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管粮官王垕遵令而行，激起了各寨大小将士的愤怒，纷纷传言丞相欺众。他暗中派人探得消息，不惜借用毫无过错的王垕之头来稳住军心，平息众怒。多年来，曹操杀人不眨眼，结下了不少仇家，常害怕被人谋杀死于非命。为了掩饰自己怕死的丑态，便编造谎言，说自己“梦中好杀人”，要左右亲信在他睡着后“切勿近前”。当一个大白天忠于职守的近侍替他覆盖落被时，他便“跃起拔剑斩之，复上床睡；半晌而起”，假装吃惊地问“何人敢杀吾近侍？”，还假惺惺地痛哭，命人后葬。曹操的这些举动，一来是为了证实自己“梦中好杀人”，二来也是为了收买人心替他卖命。当耍弄权术的手段被杨修识破后，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曹操便借故斩杀了杨修，让这个秘密永远石沉大海，不为人知。
曹操的残暴不仁，更是让人触目惊心。“颍川之战”，曹操对义军不分青红皂白，“大杀一阵，斩首万余级”。“报父仇攻徐州”，曹操传令三军“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杀戮”，“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刺卓逃难”，曹操明知自己错杀了吕伯奢全家，还要一错再错，耍弄阴谋手段将沽酒归来的吕伯奢挥剑砍死。“杀吉平”，曹操更加显得无比残暴，先是将吉平打得体无完肤，然后截去吉平的九个手指，割掉吉平的舌头，吉平撞阶而死后，曹操仍不解恨，还要“分其肢体号令”。“顺我者倡，逆我者亡”，成了曹操最大的人生信条。
（4）虚假伪善，奸诈狡猾。
曹操的伪善和奸诈，并不是那种鸡鸣狗盗式的小聪明、小伎俩，而是包含着很多的智慧，所以有时并不觉得可憎可鄙，让人虽不能心悦但却能诚服。青少年时代的曹操，“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为了达到我行我素、游荡闲逛、逃避责难的目的，他曾“装病谗叔”，故意挑拨离间父与叔的兄弟关系。董卓进京后独霸朝纲，废少帝立献帝，擅杀朝臣，激起了王允等人的义愤。曹操自告奋勇去刺杀董卓，不料被董卓从衣镜中窥见拔刀动作，他随即跪下献刀，掩盖刺杀的失败，“操有宝刀一口，献上恩相”。董卓虽然见疑，但仍被他瞒过，任他逃脱。其余典型事例，如“望梅止渴”、“割发权代首”、“跣足迎许攸”等，也都可以证明曹操的虚假伪善和奸诈狡猾。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5）骄奢淫逸，嫉贤妒能。
历朝历代的许多皇帝和英雄人物，一旦他们的根基逐步稳固、事业蓬勃发展到处于欣欣向荣的上升时期，他们便开始骄傲自满、追求起声色犬马和个人享乐来，即使是有着强烈进取心和权势欲的曹操也不例外。曹操进宛城，见张济妻美，不惜用甜言蜜语来打动她，“吾为夫人故，特纳张绣之降；不然灭族也”，并许以还都后扶为正室，每日与之取乐，不思归期。其实张绣之降在此事之前，全与张济妻无涉；曹操本以“妓女”视之，岂有扶为正室之理？以曹操当时的地位，对阶下一个弱女子尚且如此，他的贪恋美色和狡诈本色可见一斑。当曹操削平群雄、统一北方、志得意满时，个人的骄横无比和刚愎自用便显露无余，“宴长江赤壁赋诗”，刘馥只不过指出“丞相何故说出不吉之言”，便惹来杀身之祸，曹操大怒说，“汝安敢败吾兴”，“手起一槊，刺死刘馥”。曹操还在漳河之上修建壮丽无比的铜雀台，并“广选天下美女以实其中”，供自己晚年享乐。
曹操嫉贤妒能的典型事例，莫过于“斩杀杨修”。杨修具有过人的聪明才智，“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曹操筑园在门上书一“活”字、塞北送酥在盒盖上写“一合酥”三字、梦中杀近侍、曹丕曹植兄弟争宠斗智等，都被杨修一一识破，让杨修所助的一方占据了上风。曹操虽然在表面上对杨修“称美”、“喜笑”，但在内心深处却“甚忌之”，“心恶之”，“愈恶之”，最后在与刘备争夺汉中的战斗中，寻了个“乱我军心”的借口，将杨修斩杀了事。可叹杨修“聪明反被聪明误”，糊里糊涂地成了曹操嫉贤妒能的牺牲品。
曹操所犯下的过错，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在结束军阀割据、追求国家统一当中所犯下的过错。曹操的一生，功是大于过的。
三．曹操仍不失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在东汉末年群雄纷争的社会动乱中，曹操本来“名微而众寡”，凭着他的强烈的进取心和权势欲，凭着他的雄才伟略，一跃成为那个时代的佼佼者，确立了“乱世奸雄”的地位。尽管曹操有这样或那样的许多错误，但他仍不失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1、政治家曹操
（1）目光远大，胆识过人；
作为一个政治家，要在群雄林立的动乱社会中求得生存，占有一席之地，没有远大的目光和过人的胆识是不行的。曹操之所以能够削平群雄、统一北方，就是因为他具有这样的目光和胆识。当汉末中央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曹操大胆采纳了谋士荀彧的建议，奉迎献帝迁都许昌，“挟天子而令诸侯”。此后，他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利用朝廷的名义行事，而且可以逐步扩大自己的地盘，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通过对当时的群雄逐一进行分析后认为，淮南袁术是“冢中枯骨”、河北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荆州刘表“虚名无实”、江东孙策“藉父之名”、益州刘璋“乃守户之犬耳”，他们都不是真正的英雄；只有曹操本人和刘皇叔具备“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的气质，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这些评价都十分中肯，入木三分。
（2）求贤若渴，重视人才；
曹操非常重视人才，对人才求贤若渴，极力搜罗，加以重用。在他的麾下，“荀彧、荀攸、郭嘉、程昱，机智深远，虽萧何、陈平不及也。张辽、许褚、李典、乐进，勇不可当，虽岑彭、马武不及也。吕虔、满宠为从事，于禁、徐晃为先锋；夏侯敦天下奇才，曹子孝世间福将”，正是这些文臣武将的运筹谋划和拼死战斗，才使得曹操的势力逐步扩大，最终削平了群雄、统一了北方。曹操宛城征张绣时，见张绣的使者贾诩才思敏捷，“应对如流，甚爱之，欲用为谋士”，贾诩以不弃张绣婉言相拒，他亦不为过，反待之甚厚。官渡之战期间，袁绍的谋士许攸来投，曹操“方解衣歇息，闻说许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先拜于地”。以曹操当时贵为丞相的地位，对投诚自己的布衣谋士尚且如此，这种识才、爱才、重才之心，可见一斑。
（3）胸襟开阔，豁达乐观。
在《三国演义》众多的人物中，若论胸襟开阔、豁达乐观，曹操当首屈一指。”白门楼吕布殒命”一回中，曹操擒住张辽，本打算亲手杀了他，但听了刘、关的劝谏，马上一改前态，掷剑而笑，并“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张绣降而复反，曹操幸亏典韦死拒寨门，才得以保全性命，其长子曹昂、爱侄曹安民也死于乱军之中。脱险后，曹操设祭祭奠典韦，“哭而奠之”，并对诸军将士说，“吾折长子、爱侄，俱无深痛；独号泣典韦也”，结果，“众皆感叹主公之爱士，过于亲子”。关羽降汉不降曹后，曹操待之甚厚，不但赐与府第给关羽和刘备两位夫人居住，还赠与关羽异锦战袍、赤兔宝马、美女金帛。关羽得知刘备确切消息,封金挂印护嫂寻兄，曹操“叱退蔡阳，不令追赶”，并亲自为关羽送行，赠与路资锦袍。关羽“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曹操也不深究。官渡之战后，发现了大量“许都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之书”，曹操“命尽焚之，更不再问”，足见其开阔的胸怀和豁达的气度。
2、军事家曹操
（1）军纪严明、爱护百姓。
曹操治军素以“军法甚严”著称，对百姓也颇为爱护。宛城征张绣时，正值麦熟之期，曹操下令“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于是“官军经过麦田，皆下马以手扶麦，递相传送而过，并不敢践踏”。夏侯敦所领青州之兵“劫掠民家”，于禁领兵“于路剿杀，安抚百姓”，青州之兵诬告于禁谋反。曹操查明真相，不仅惩责了夏侯敦治兵不严之过，而且对于禁大加褒奖，“赐以金器一副，封益寿亭侯”。攻冀州时，曹操曾号令三军不得骚扰百姓，“如有杀人鸡犬者，如杀人之罪”；平定冀州后，又下令尽免河北百姓当年租赋。这其中虽有伪善的一面，但更多的却是爱民之举，毕竟老百姓得到了实惠。
（2）豪爽多智，指挥若定。
曹操的机智，在《三国演义》中可以与诸葛亮相提并论。就连鲁迅也说，罗贯中“要写曹操的奸，结果倒好象是豪爽多智”。曹操“濮阳诈死破吕布”、“安众设伏破张刘”、“抹书间韩遂”、“望梅止渴”、“割须弃袍”等，无不体现了他过人的智慧。
曹操的指挥才能，在《三国演义》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在削平群雄的大小战斗中，曹操总是指挥若定，胜不骄，败不馁，屡出奇计，或转败为胜，或化险为夷。
（3）身先士卒，以身作则。
曹操多年征战，不避箭矢，不避斧钺，常常亲自领兵上阵，与群雄厮杀，曾被兵卒所擒，被徐荣射中肩膊，被马超追杀得“割须弃袍”。他的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激励了全军将士莫不死战，最终削平了群雄，统一了北方。
曹操的以身作则，要数“割发权代首”这一事例最为典型。宛城征张绣时，曹操惊马践坏了大块麦田。他“随呼行军主簿，拟议自己践麦之罪”，“即掣所佩之剑欲自刎”。最后还是郭嘉以《春秋》之义劝阻，免死“割发权代首”，并“以发传示三军”。
（4）善于总结，著述颇丰。
在长年的军事生涯之中，曹操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形成了系列的军事理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著有《孟德新书》，历史上的曹操著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
综上所述，“乱世奸雄”曹操，性格最为复杂。前雄后奸、前智后愚、前可爱后可恨，一生功大于过。他仍不失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对曹操的评价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
这就是曹操最能突出自己野心的一面，他可以错，但是他的部下不能错，有句歇后语就就曹操杀吕伯奢——将错就错。为得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此为孟得之雄才大略之体现，他不急于求成，知道韬光养晦，不挣一时之得，深谋远虑，可是智者千滤必有一失，他的多疑之心无意是他吃败仗之原因。
他的野心亦能体现在他的生性残忍，为报父仇，攻城屠杀百姓数万，无辜的残骸把汜水都堵的水泄不通。
可是他的雄才大略依然为我们至尽传诵。
曹操是中国百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千百年来对曹操的评价褒贬不一，誉之者为为命世英雄、毁之者称其为逆贼奸臣。曹操有统一北方的历史功绩，这是无法泯灭的历史事实。在北方统一的战争中，曹操发挥了杰出的才干，官渡之战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说曹操是军事家，这点我很同意。有的学者认为曹操是个诗人，我也赞同。因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样的诗句不是一般文人所能达到的文学意境。
有的人认为曹操是政治家，我认为有些评价偏高：首先，曹操有屠杀百姓的暴行，公元193年，曹操借替父亲曹嵩报仇，曾经血洗徐州和从雍、凉逃难来的手无寸铁的百姓，战争是残忍，而百姓是无辜的。他们不应该成为军阀之间征战的牺牲品。屠杀的黎民达到几十万之多，‘泗水流之不畅’（《后汉书·陶谦传》）足见当时杀人场面之惨烈。太残忍了，这件事暴露了曹操内心深处的凶残。也是曹操一生最大的污点。曹操也有镇压农民起义军的罪行，曹操的双手沾满了黄巾军的鲜血。其次，曹操个人作风也有很大问题，曹操这个人非常的好色，虽然‘圣人’有云：‘食、色，性也’的高妙论调，但曹操为了女人确实到了疯狂的地步。征战张秀时霸占其婶母，打吕布时强占其部将秦宜禄的夫人。虽然不是很坏，可在道德问题上，是应该予以谴责的。最后，曹操为了自己的权力‘挟天子令诸侯’而屠杀了许多文臣武将。孔融、杨修、崔炎等对曹操有极大贡献的手下也尽死其手。验证了封建统治者能为我所用留之 不用则杀之的恶劣作风。可笑的是中国文坛所谓的巨子郭沫若先生竟然写《替曹操翻案》这样毫无价值的文章，文章没有正视曹操屠杀百姓的一些列罪行而单方面鼓吹曹操实行的屯田，曹操的屯田实际上是一种高度的剥削制度，不足后人效仿。我们国人所崇拜的鲁迅认为曹操‘至少是个英雄’曹操到底英雄在何处？却并未明言。任何极端的评价曹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更加辨证公正的评价和认识曹操。
曹操，是三国时期地主阶级中颇有才干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对曹操的评价，历来有毁有誉。五十年代末，史学界对曹操评价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多数同志同意为曹操翻案。近年来，有的同志又对曹操的评价提出了新的看法，本文拟就新近对曹操的评价问题的论讨作一概述。
一、关于曹操镇压黄巾起义的问题
刘知渐在《评郭沫若同志的〈替曹操翻案〉》（《重庆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指出曹操镇压黄巾起义并未“继承了黄巾的事业”。黄巾起义的主要目的是要推翻东汉政权。而曹操则代表着东汉统治阶级的利益，全力镇压黄巾，致使黄河南北的黄巾军主力很大部分都葬送在他的手里。他还利用阴谋手段把投降的黄巾余众三十余万变成维护东汉王朝的地主武装。他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是镇压人民的郐子手。他就是以此而登上当时的历史舞台的。周桓《再论曹操》（《河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也认为，曹操不仅镇压黄巾，而且对黄巾起义的余波——屯田民起义也不手软，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向前发展。
高光复在《曹操评价中的两个问题》（《北方论丛》1984年第6期）一文中则认为，就曹操一生来说，他的主要活动不是打黄巾，而是消灭群雄，统一北方。他崛起之时，黄巾起义的主流早已扑灭。他虽接受青州黄巾军降众，但不是消灭他们，而是加以改编，使他们为自己的统一事业服务。以后他讨伐的对象已不是农民军，而是那些分裂割据势力。
二、曹操与曹魏屯田制
刘知渐认为，“曹操的屯田是倒退的，因为曹操的屯田和西周封建主的井田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曹操在其《度关山》诗中公开歌颂井田制，司马朗也曾向他建议恢复井田制。他屯田的做法，是镇压黄巾起义中夺占的“资业”，强迫失败的起义战士耕种；同时又借“招募”为名，强征自由民作屯田客。在当时“客”、“奴”同义。屯田客实质上就是曹魏政权的官有农奴，毫无人身自由，故客多逃亡。由上可见，曹操的屯田是历史的倒退，不值得赞扬。
高光复则认为，曹操屯田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军粮。兼并群雄，克平天下。他把失败的起义农民与土地重新结合起来，解决了汉末以来严重存在的流民问题，使荒芜的土地得到开发，有利于水利事业的兴修，对汉末经济的恢复有重要意义。他不同意刘知渐对曹魏屯田制的看法，指出“井田制偏重于劳动力对土地的依附，曹操的屯田偏重于国家对劳动力的控制”，二者不能相混。而且，屯田制之外还有大量的自耕农经济，它并不能确定一个朝代生产方式的性质。韩国磬《曹魏的屯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期）强调不能忽视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完全否定曹魏的屯田制。曹操实行屯田制，其目的固然在于把劳动力束缚在农业生产上，以利于封建统治和封建剥削，但其作用是巨大的（作用同前）。
高敏在《关于曹魏屯田制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1年第1期）中认为，曹魏屯田制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应过高估计。他指出，在屯田制度下，农民阶级除纳高额地租外，还得服役甚而纳税。他们并没有因为屯田而得到任何好处。他们被严格束缚于土地之上。无人身自由，因而“民不乐，多逃亡”；同时，屯田民还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反对曹操的屯田制。黎虎在《略论曹魏屯田的历史作用与地位》（《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一文中也同样指出，不应该过高评价曹魏屯田的历史作用与地位。他认为，屯田对支援战争，安置流民，保证曹魏政权的财政收入等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支持曹操克服群雄并最后统一北方的，更重要的还是州郡编户。真正解决流民归农问题也有赖于州郡编户。
三、曹操政权的性质及其阶级基础
过去一般认为，曹操在统一北方过程中，唯才是举，打击豪强，抑制兼并，诛杀世族名士，是庶族或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其政权的阶级基础是中小地方。
柯友根在《世族地主是曹操集团的主要阶级基础》（《厦门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曹操集团的主要阶级基础是世族地主，而不是中小地主。世族地主势力自东汉以来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虽经黄巾起义的打击，但已根深蒂固，到东汉末形成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为了能够在群雄逐鹿的战争中夺取胜利，统一北方，曹操对世家大族采取了争取、依靠的方针和策略。他笼络、擢用了一批世家地主，充实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统治机构，有效地稳定了统治秩序。在他属下，名士儒者是他的谋略智囊，豪强地主是其集团的军事骨干因此，曹操集团是以世族地主为主、包括庶族豪强在内的大地主的政治代表。其政权主要是维护这些大地主的利益。杨德炳《试论曹操政权的性质》（《中国古代史论丛》1983年第二辑）也持类似看法。他指出，曹操虽选用寒人，但其政权的核心是高门，代表的是世家的利益。
漆泽邦《驳“四人帮”在评价曹操问题上的几个谬论》（《西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认为，曹操的统治集团既不只是中小地主，也不只是豪强地主，而是一切地主，代表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曹操提倡“唯才是举”，是针对整个地主阶级，并未有中小地主与豪强地主之分。曹操集团中，担任各种官职的有中小地主，有豪强世族地主，曹操对他们全部加以利用。他打击豪强，抑制兼并，只是迫于农民反抗而作的一点让步，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稳定封建秩序。
四、曹操与“唯才是举”
成新文、王怀中在《略论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路线》（《晋阳学刊》1981年第1期）中认为，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为了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在割据混战中扫除群雄，冲破了东汉以来“以位命贤”的察举、征辟制的束缚，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大量提拔地主阶级中一切有才之士。对他们加以笼络利用，使曹操集团中出现了“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曹操依靠这些人最终统一了北方。
李则纲在其遗作《曹操的翻案与定案》（《江淮论坛》1981年第2期）中认为，曹操并没有真正唯才是举，破格用人。在曹操手下的人，顺他则生，逆他则死。曹操本人就曾杀死了许多有才之士。特别是他称为“吾之子房”的荀彧也因持有不同意见而被逼死。许多号称才智之士，有功于他，也因一言见疑而被他所残杀。他还设立“校事”特务组织，刺探吏民情事，任情诬陷、杀害士人。
五、曹操是否为杰出的军事家？
钟文在《军事家曹操》（《文史知识》1981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曹操是“亡国时第一流的军事家”。曹操一生戎马生涯，东征西讨，荡平天下，克成洪业，不仅在政治上统一了北方，而且在军事上也取得了赫赫战绩，他曾先后消灭了吕布、袁术、韩遂、袁绍等军阀割据势力。他还为《孙子兵法》作注，发挥或补充了其中的一些作战指挥原则。他善于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取得了很多胜利。赤壁之战的失败主要在于他的骄傲自满。他在军事上取得的重大成就应给予肯定。
吴荣政《关于曹操军事才能的评价问题》（《湘潭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认为，曹操在军事上有一定的才能，但并没有杰出的军事天才，称不上是一个大军事家。曹操在一般战争中，不仅有投降、逃跑的打算，而且有多次冒险的表现。由曹操指挥的对统一全局真正起决走作用的战争，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汉中之战等等，只有官渡之战获得胜利，其余二役都以失败告终。官渡之战中，曹操表现了一定的军事才能，但他获胜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他的军事天才，而是袁绍内部产生了致命的弱点。他注释《孙子兵法》虽有贡献，却不能以理论指导实践。李则纲也认为，曹操只能称得上一般的军事家，而不是杰出的军事家。他固然打了不少胜仗，但也吃了不少败仗。他所以能够统一中国，并非完全是由于他的军事上的胜利，给他有利的重要条件，还和迁主刘协，建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有关。
六、曹操与建安文学
刘知渐在《评郭沫若同志的〈替曹操翻案〉》以及后来发表的《建安文学编年史》（《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二文中认为，曹操的作品“糟粕多于精华”，“曹操对建安文学的消极作用是多于积极作用的”。他指出，建安七子早在没有依附曹操以前，就已成名，并非曹操培养了他们。相反，曹操对文人的网罗，使得建安七子培养和影响了曹丕、曹植的写作；同时也给他们的写作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使他们脱离实际，远离生活，只能写出一些歌功颂德的作品了。李则纲也认为，不应该把曹操对建安文学的作用估计过高。当时的建安文学集团对民生疾苦等并未有多大补益。曹操虽然在他的诗中描绘了一些人民的痛苦，但他本身就是造成人民痛苦的根源。他对他所笼络的文人也多有残杀，如孔融就因讥讽他而被杀。
胡世厚等在《曹操与建安文学——兼与刘知渐同志商榷》（《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一文中不同意刘知渐的观点。他们认为，曹操是个杰出的诗人和作家，他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推动了建安文学的积极发展。曹操注重真才实学，轻视儒家仁孝道德，提倡活跃思想，使文学脱离经学而得到发展。他十分重视文学，延揽和招集了大批文人团结在他周围，并鼓励他们创作。他自己的诗风和文风对“建安风骨”的形成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他对乐府诗歌的改造也作出了贡献。
是东汉末年地主阶级中颇有才干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
对曹操的评价，历来有毁有誉,我们应正确的看待他.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四方战乱,民不聊生,曹操当时统一了北方,使北方大部分人民免受战乱之苦,他是很有功绩的,并且他挟天子以令诸候,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了当时的局势,功不可没,说他不忠君未免有些太过了.
他的思想:
漆泽邦认为，曹操的思想是儒法杂用，二者结合。他采用法家思想，一是为了消灭割据，统一全国；二是为了加强对农民阶级的镇压以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他十分推崇儒术。北方统一后，他下令兴办学校，传播儒家思想，他的儒法并用思想是两汉以来封建统治者采用的传统手段。
他的文学价值:
曹操对建安文学的消极作用是多于积极作用的,他推动了建安文学的积极发展。曹操注重真才实学，轻视儒家仁孝道德，提倡活跃思想，使文学脱离经学而得到发展。他十分重视文学，延揽和招集了大批文人团结在他周围，并鼓励他们创作。他自己的诗风和文风对“建安风骨”的形成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他对乐府诗歌的改造也作出了贡献。
所以我们不能
只看到曹操的奸诈的一面,他的功绩不可否定,我们应正确，客观的看待他